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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本学生是社会运转的中坚 即使有时慌张但仍然仰望星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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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12-04 10:52:52
  • 来源:腾讯网

唐山

“我在大学期间,就知道自己不能把梦想照进现实,至少短期内不可以。我很清楚地认识到,大学毕业后,我的首要任务是要解决我和家人的生活问题。”王国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。

王国伟是大学教师黄灯当班主任时的第三任班长,他喜爱文学,写过几十万字武侠小说,毕业后进了银行,为揽储,只好“天天喝,天天醉,睡醒第二天再喝”。第二年,他通过公务员考试,成功当上狱警。虽然“生活如同一个复杂的课题,要我们用一辈子去研究”,王国伟是幸运的,毕业后他买了房,那是晚他几年毕业的学弟学妹们难以实现的梦。

王国伟是“二本生”,他们占现有在校大学生中的多数。“二本学生”有自己的迷茫,但他们是社会运转的中坚,即使有时慌张,仍然仰望星空。

偏见的标签

在“二本生”身上,被贴上种种标签:学习不好,不是精英,基础不行,不努力,不好管,没恒心,娇生惯养等等。考研时,名牌大学更愿收“亲生的”(指在本校读本科的学生),“二本生”往往被排斥在外;找工作时,他们只能从最低职位干起;在职场,他们经常撞上玻璃天花板……

“二本生”是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群体。一方面,他们是社会运转的骨干力量;另一方面,又是承受偏见最多、很难挤入精英阶层的一批人。读懂了他们,才能读懂中国。于是,便有了《我的二本学生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,它出自广东某二本院校教师黄灯之手,是她15年教学、与4500名学生相遇后的结晶。

“二本生”不是天生的,而是制造出来的。这是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最震撼人心的发现。

在黄灯笔下,每个“二本生”的内心都充满伤痕,他们或者来自贫困地区,或者家庭不幸;或者在青春期时遭遇挫折;或者不适应应试教育体制……在成为“二本生”之前,他们已被塑造成失败者。

以刘婉丽为例,她来自甘肃,父亲本是教师,后来下海当了包工头,一度混得风生水起,却不幸破产,身体也垮了下来。出事后,刘婉丽才真正体会到人间冷暖——原本热情的邻居、亲戚,竟对父亲如此不满,因为他事业蒸蒸日上时,没给他们足够“帮助”。积攒起来的抱怨一旦爆发,令人惊愕。刘婉丽上高二时,家中实在没钱了,父亲希望她弃学,她说:“我当时的念头就是,要不将我嫁人吧,让我先和婆家订婚,让婆家送我读书。”好在,父亲没再逼她。

直到她成为“二本生”后,才发现苦难的阴影如此长,她说:“人最重要的是,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,但我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。”苦难赋予人上进、自信的外壳,却也可能剥夺自我,自卑、恐惧、怀疑、胆怯将长期相伴。虽然考上了研究生,但因为不是“亲生的”,刘婉丽依然只能进二本校。像许多“二本生”一样,刘婉丽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,她的梦想来自周边人点赞,一旦点赞消失,她也茫然了。刘婉丽怕生孩子,怕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这样埋怨她。有三个男孩追求过刘婉丽,可她找不到爱的感觉。

坚硬的墙皮

一些极端事件引发了社会对“二本生”的关注,但又往往被一句老生常谈套牢:“现在的年轻人,太脆弱。”

事实上,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是过去百余年间,最平和、最健康的一代人,可从懂事起,他们便被卷入应试教育的粉碎机中。太多“二本生”从小生活在虚假的背景中,这个背景不断PUA他们:只要努力,就会享受更好的生活,优胜劣汰是最公平的法则,为了明天,应该放弃当下……但对那些无缘补习班、贵族教育、家庭教师的孩子,在高考中取胜的几率并不高。当“二本生”们懵里懵懂地进入大学,自我终于觉醒,却发现改变很难。

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中,“二本生”们不得不在真实与幻觉之间,艰难地妥协:杜子然出身富家,为获得对生活苦难的直接感知,她兼职参加了公益组织,经历太多残酷后,她变得平和,成为在怒吼向前的时代中一个倒退的人;单亲家庭中长大的颜芳坤通过打工,才意识到流水线上每天要干12小时,每小时的工资只有8元,为了内心的安静,颜芳坤迷上了刺绣,但她知道,必须先找一份工作,三四十岁时再圆“手工梦”……

“二本生”犹如时代的洼地,发展带来的种种困窘总会在这里最先积聚。

过去10年,中国城市房价飞涨,将无数年轻人规划未来的能力碾得粉碎。如果说,上一代“二本生”背负的多是规则缺陷带来的压力;这一代“二本生”背负的则主要是金融压力。

姚冰冰是“深漂二代”,父母都是大学生,因实业梦,父亲把钱投入再生产,始终不愿把钱投到房地产上,大三时,姚冰冰突然意识到家里的经济变得紧张。父亲的工厂曾经辉煌,如今举步维艰,姚冰冰本想做企业,母亲坚决不同意,父母希望姚冰冰读博士,能留在大学教书。

张亚康也是“深漂二代”,他的父亲靠杀猪贩肉维生,房价还没上涨前买进了一栋6层楼,从此改变了命运。用张亚康的话说:“特别庆幸爸爸做出了正确的决定,我突然认识到,啊,我爸好厉害。”

在黄灯笔下,没有一个“深漂二代”愿意做生意,没有一个愿意从事实业生产。如果创业、做生意、实体生产、个人奋斗等,远远比不过在房地产市场上一次投机,甚至当“二本生”付出一生的努力,也无法在城市中拥有一套房,那么,除了放弃、麻木、自嗨之外,又能如何?让黄灯震惊的是,没有一个“二本生”抱怨过高房价,他们甚至对此已经不再愤怒。不是他们缺乏奋斗精神,而是未来太难把握。

文学不能只负责优美

无需讳言,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,在写作技巧上,它有明显缺陷:

首先,结构松散,缺乏将个案串联起来的动态线,给读者进入文本制造了麻烦;

其次,在该克制陈述的地方,加入过多评论,且评论的高度不足。

其三,部分个案挖掘不深,过于扁平化,致“真实感不足”。

匆匆一读,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“一个好题材,却没能写好”之感,但深入阅读,就会发现它的优点:许多个案催人泪下,有很强的代入感,几代“二本生”都能从中找到自己。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保持了最起码的创作真诚,它没有回避时代的真问题。这引人深思:文学应该追求“专业度”决定的美感,还是应保持勇气与锐利,主动介入生活?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曾写道:“毫无目的、不指望起作用的写作,我坚决不干。”

遗憾的是,随着文学的专业化,文学正被异化成“新八股”,它有一套内部自足的审美尺度,只有“圈内人”才能熟练掌握。在享受了更多荣耀后,文学正堕落成现实的陌路人。普通人将文学视为“精神俯卧撑”,文学则将普通人视为庸众。

如果文学不让人流泪,不逼迫人们反思当下,不去挖掘表象之下的真实,只负责优美、工稳、装饰、搞笑,则与其看这种裱糊式写作,便不如去读《我的二本学生》,它至少提醒人们:在经历了青春期式的高速成长后,有必要反思,究竟是什么在牵绊着进一步前行的脚步,我们还应破除哪些束缚。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不是状元文章,也许它没提供足够的舒适感,但它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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