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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是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收官之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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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12-04 10:53:14
  • 来源:腾讯网

在一份网络流传的第二轮“双一流”调整建设高校名单上,刘宇看到了自己学校的名字。

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,就‘被调整’了。”刘宇是一所地方“双一流”高校的副校长,2020年11月26日,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苦笑道。

2020年是首轮“双一流”建设的“收官之年”。临近年末,建设成效如何,哪些高校、学科将被动态调整,热议了一年的话题,答案即将揭晓。

五年前,国务院印发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》(下称《方案》),对新时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做出新部署,将“211工程”“985工程”及“优势学科创新平台”等重点建设项目,统一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,即为“双一流”建设。

“双一流”建设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要到2017年。是年9月21日,首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名单公布。自此,各省级政府纷纷制定本省域“双一流”建设方案。数年间,“双一流”建设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策效应。

与211、985工程最大的不同在于,“双一流”建设最初就明确以5年为一个周期动态调整,但并未明确具体调整规则。

多位“双一流”高校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,他们对此次“双一流大考”也处于焦虑观望的状态,因为“不知道考纲”。评价体系究竟如何构建?这大概是“双一流”大学校长们最想问的问题。

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课题组成员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静寰透露,今年12月还会在“双一流”高校采集一次数据,提交给教育部的评价参考数据就相对完整了。

课题组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,对“双一流”高校办学水平进行监测与分析。其向“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”(下称“专委会”)提交的首轮“双一流”评价体系设计方案,已得到通过。

学校什么水平,校长心里有数

在此之前,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6—2020年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,“双一流”高校基本已走完自评和专家评议两个阶段。

但不少高校的自评报告都引发社会的一片质疑。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9月21日发布的官网消息——“双一流”周期总结大会的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,清华大学已经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。

几乎同一时间,“双一流”高校先后公布“自我评价”。北京大学用的是“全面实现了‘双一流’建设近期目标”;中国人民大学则表示,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。

学校写“双一流”自评报告,应该既有成绩也有不足,但“谁也不敢在此时对外说不足”。“面向行政评价时,学校说自己不够优秀,怎么得到认可、争取资源?”东北地区的一位“双一流”大学校长道出了自评的尴尬。

刘宇将这场短暂的风波归因于“高校与社会之间、行政部门与高校之间的相互不理解”。“双一流”建设是一项行政任务,到了规定时间节点,高校必然得向行政部门作一个交代。

“最起码得说清楚,专项支持资金这些年怎么花的,要让行政部门看到成果,”刘宇解释,“而社会并不理解高校的这一点难处。”

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各高校的年度财务决算表发现,“双一流”建设给新入选的高校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拨款,以天津中医药大学(非211高校)为例,2016年该校得到的总体财政拨款共3.6亿元,2019年包含“双一流”财政拨款,总额上升至6.62亿元。

“扶弱、扶需”的政策给部分高校带来巨大收益,如云南大学(原211,现一流大学B类)的财政拨款2016年只有5.72亿,2019年则上升到16.56亿元。

相比之下,未能入选的高校略显惨淡。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,2016年的财政拨款为4.73亿元,2018年为4.88亿元,财政拨款基本持平。

自我评审的确是伴随着财政拨款的下达开始的。虽然“双一流”建设在2015年就已得到明确,但2017年经费才开始到位,到2018年,刘宇提交了第一个年度报告,总结2017年学校建设情况。到2019年中期评审,时间很紧张,因此教育部决定不搞大规模的专家评审,以学校自评为主。在自评的基础上,要强化诊断功能,可邀请外部相关专家评议;还要求报告里要有一定篇幅写尚存问题,这样后半期还可以改进。

今年各高校刚刚结束的首轮建设总结报告,也基本延续了中期评审的模式。

在史静寰看来,一所学校是什么水平,是不是达到“双一流”建设的阶段性标准,其实大学校长和专家们心里是有数的。“对一所大学的评价,最终还是要看同行(评议)。”

这也是众多“双一流”高校在专家评议阶段邀请同类型或“对手”大学的校长参与的原因。比如,东北大学在专家评议时就邀请了三所同类型大学的校长来参与,分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韩杰才、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贾振元和太原理工大学校长黄庆学。其中,在东北地区11所入列“双一流”大学中,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在A类,是同为理工类高校、排在B类的东北大学“追赶学习”的对象。

多位“双一流”高校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高校遴选各自认为权威的专家来进行评议。这些专家大致可以分三类。“首先是熟悉‘双一流’建设规则的专家,最好能直接邀请到教育部‘双一流’专家委员会成员,”东北地区一位“双一流”大学校长解释,“其次是在对应学科建设中专业程度高的专家,再者对(我们)学校并不了解但熟悉‘双一流’建设评价构建原则的专家。”

这些专家,在校长们眼中,是可能在最终的“双一流”建设评价中,为自己的学校“说得上话的”。

核心标准:五年前的建设方案

过去一年,史静寰就被多所“双一流”大学聘为专家评议组成员。

由于教育部目前对于“双一流”具体评价指标体系严格保密,史静寰称,此轮高校自评与专家评议的标准和体系,主要是根据该高校五年前提出的“双一流”建设方案。

当时的建设方案里有两个关键点,首先要清晰制定“双一流”建设周期里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,另一方面,要选择对标的学校。

“五年之后,阶段性建设目标是否达成,跟对标学校相比较,差距是否缩小,优势特色是否更加彰显。这两个因素是我们判断高校‘双一流’建设成效的重要参考。”史静寰说。

一所“双一流”大学的建设方案当时出自何处?一位地方“双一流”大学规划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正是根据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《方案》中“五大建设任务、五大改革任务”的要求来拟定的。

“五大建设任务”为:建设一流师资队伍,培养拔尖创新人才,提升科学研究水平,传承创新优秀文化,着力推进成果转化。“五大改革任务”为: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,完善内部治理结构,实现关键环节突破,构建社会参与机制,推进国际交流合作。

前述大学规划处长认为,“双一流”建设与评价体系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——根据国家文件的要求,给予高校相应资源配置,高校以此制定发展目标,同时选择要去追赶、比较的国内国际上的同类院校,来比较、竞争,反观自己的建设成效与不足。

如何充分展现成效,又不回避不足,是不少校长在2020年“大考”中遇到的难题。刘宇说,自评报告自己的团队修改了十几遍。展现成效时往往希望面面俱到,最后可能反而抓不到重点。而横向一看,只有两三个一流学科的地方“双一流”大学,又明显无法与综合实力强的“双一流”大学相比。

史静寰在走访天津中医药大学时发现,该校得到的“照顾”十分有限。“国家直接的‘双一流’专项财政经费不到一亿元,加上地方自筹,也就是两亿多。”史静寰说。这和综合性大学差太远了,不过该校只有一个一流学科,中药学。

与同行的医药界专家不同,史静寰在评审中并没有针对专业领域提问,但问了一个关键问题:“双一流”建设期间,学校使用这笔经费做了哪些你们认为最重要的学校建设?或者说做了哪些过去学校想做但没能做的事情?”

这启发了该校撰写报告的团队思考——比如,最首要的评价指标“人才培养”方面,目前中医药界人才培养最大的短板是什么?

天津中医药大学后来给出的答卷是,考虑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特殊性,除了师傅带徒弟这种传统方式之外,也着重借助更多现代科学技术支持,借助多学科支持。

“由于学科特点,跟其他类型院校都没法比,数据上也不会太好看,但我们会看到,这个学校有它自己的特色与坚守。”史静寰分析,如果从显性量化评价指标上看,这所学校一定是排在后边的,办学规模、科研成果等一些量化指标,它没法达到综合性、研究型大学的水平,但如果在中医药这类院校里,还是可以有一个口碑性的基本评判。

2020年10月22日,辽宁沈阳,东北大学。(IC photo/图)

“分层”未被纳入评价体系

细数“双一流”大学名单,像天津中医药大学这类高校不在少数。“既希望被纳入‘双一流’之列,又不想与北大清华放在一起评价。”

“双一流”的评价体系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2016年,教育部长陈宝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时,提出“建立健全高校分类指导、分类拨款、分类评估制度”。但2017年“双一流”名单出台后,三部委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提到“三个同等”,“同等重视、同等建设、同等评价。”

一名专委会成员指出,“分类”和“同等”是不同思路。“双一流”建设的140所学校本身,也不是依据同一原则确定的,扶优扶强的高校是按照办学质量优先入列的;还有一批扶需扶特的高校,是因为特殊需要,并非因为办学水平高。

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,大学校长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办学理念是“多元化”。争取政策时,他们往往擅长以某一方面的特长取胜,或借助地缘优势谈判。学界和行政部门也大都接受“分层分类”的评价理念,但如何分类分层,还难以形成共识。

目前看来也难如愿。史静寰说,课题组曾向教育部提出“分层”评价,但在最终方案中并未特别强调。

我国两千多所高校,既有综合型、教学研究型、研究教学型这样大致依据功能的分类,也有按照行政归属如部属、省属院校等划分,但一直没有明确的大学分层标准。

“教育部比较谨慎,可能不太愿意用这种行政性的划分方式。每个大学都不愿被贴标签,尤其是来自官方机构的,”史静寰推测,“另一方面,学校发展变化很快,很难说现在给出的定位,十年后还是不是如此。高校的自我认同和官方的分类,不一定适配,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与磨合。”

不过,给大学分层,是某种发展趋势,上海就已率先尝试。《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(2015—2030年)》中,阐述了上海高等学校“二维”分类标准。上海市一共68所高等学校,根据研本比、应用型硕士生比例(预期)、博士点集中度(一级学科)和基础性科研投入占比四项指标,依次分为学术研究型、应用研究型、应用技术型、应用技能型;根据学科的主干学科(门类)多少,依次分为综合性、多科性、特色性。

聚焦到“双一流”的评价体系,一开始就充满神秘感。首轮建设高校名单本身就不由高校自主申报,而是由专委会根据一些指标遴选。至今,也没有公布具体参照哪些指标。

“大考”当前,10月,中共中央发布了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,提出“去五唯”,即“坚决克服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文凭、唯论文、唯帽子的顽瘴痼疾”。因此,有专委会成员分析,原先大学排名、学科排名、奖项,可能还能作为评价参考,现在则很难说。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五轮学科评估,也已明确不和“双一流”遴选挂钩。

虽然并未采用明确分层评价,但专委会成员透露,此次评价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,就是不给大学排名。

评价重点在于人才培养

史静寰所在的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课题组,所谓“动态监测”,即每年年底采集一次学校发展变化的数据。“大考”年则在9月、12月采集两次,再作整合。

不过,史静寰指出,从评价的角度,应该有一个基线调查的数据。但目前实际采集到的,只能是让学校申报的,包括司局提供的数据,时间链条从2015年开始。

考纲可概括为“1、6、3”原则。

“1”指的是党的领导和治理体系改革、治理能力建设。但这点难以定量打分,所以作为基础性要求,要求高校递交报告时,写出坚持党的领导,在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。另一方面,检查高校在这些方面有无负面清单,是否出现重大失误。

“6”即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、师资队伍建设、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。

实际评价中,史静寰表示,一些很有特长的高校在规模、学科布局等方面难以和综合性院校相比。但成效评价方案中已说明,不记总分,不搞排名,所以学校没有总分压力。

“3”指的是总体建设水平、成长提升度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。

多位专家委员会成员透露,此次评价体系的六个考察方面中,人才培养占据首要地位,这也是过去大学评价相对忽视的一环。“双一流”建设这五年,正好赶上了中央不断强调“立德树人、为国育才”的时期。

纵观目前我国对大学的评价,尤其以排行榜为代表的评价方式,更多侧重科研成果。在实际评价操作中,对科研成果的定量数据采集与判断也更成熟。而人才培养功能的评价手段,目前有四年一次的本科教研评估,是定性评价。

在参与设计对人才培养的评价标准时,史静寰提出了定性评价和定量数据相结合的方式。

从定量角度,包括了与立德树人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数量要求,如辅导员和班主任配备的师生比要达标。教育部要求,200个人要配一个辅导员,350个人要配一个思政课教师等。史静寰认为,定量指标起的是导向性作用。

而定性方面,评价体系要求学校提供最典型的案例。这一部分,院校有描述案例的发挥空间。

校长们之所以把“双一流”大考视为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,根本原因还在于“双一流”的动态调整机制。

前述专委会成员推测,首轮大考不会“大动”(淘汰),应该还会有增加。

不少校长也坦承,“双一流”实际建设2017年才“开赛”,短短几年要让学校有何彻底改变不现实。应对“大考”之后的调整,他们也有心理准备。首先,“双一流”支持经费可能会因更多学校入列而被稀释。

过去的“985工程”就印证了这一点。先是两所高校,后来“2+7”,最后扩大到39所。起初是中央经费支持,后来是省部共建,再后来“只给名头不给资源”。但校长们依然相信,“双一流”建设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强大的溢出效应。

至于普通人,或许更关心哪些高校能进入“世界一流”。

专委会在考量评价时,希望“双一流”高校能“扎根中国大地,办世界一流大学”。以科研成果评价为例,不仅将英文发表纳入评价,中文发表也开始“作数”。

2020年10月,在众多“双一流”大学向社会公开自评报告后,专委会成员钟秉林曾表示,“双一流”建设成功与否,不是靠行政发文“宣布”,也不是靠学校自我“宣称”。关键在于要坚持教育自信,集中精力抓好内涵建设,让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、科研成果、优势学科专业建设水平和办学声誉得到广泛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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